朱祁钰有意无意的替杨善说话，最高兴的莫过于杨善了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脸上的喜色就不曾消失过。
其他众人则陷入沉默，思索着刚刚听到的一切，他们此时心中的震撼可想而知。一次寻常的出使，暗地里竟然有着这么多的打算，而皇上的布局之深远，再一次刷新了众人的认知，让他们又一次震撼不已。
不过，即便是朱祁钰说的很详细，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，众人还是有些弄不明白。
“瓦剌内部不和这个臣等都知道，可是皇上怎么知道瓦剌会被鞑靼取而代之？臣可是知道，现在鞑靼势力微弱，远不是瓦剌的对手。”陈循带着不解问道；
朱祁钰总不能说我是从后世看历史书上面写得才知道的，但是他又没有很好的借口。不过，身为皇帝就是最好的借口，于是他想也不想的回答道：“这个诸位无需担忧，朕说的就是真的，朕就是知道！”
很霸道，很强势，很皇帝作风。
噎的陈循无话可说。
于谦见此脸上总算是有了些许表情，他冲陈循道：“陈公应当知道，皇上将锦衣卫和东厂都整编成了军情局，军情局主要负责收集各路情报，皇上根据军情局收集的情报综合考量之后有此一说也不足为奇。”
陈循点头，算是认可了于谦的解释。
而朱祁钰则是暗自翻了个白眼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
因为事情涉及到军务，众人也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表面布局。再深的东西聊起来就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，于是对于挑拨瓦剌和鞑靼的问题上就此打住。
杨善的散官衔也正式擢升为从一品光禄大夫，并且赏宝钞五万贯。
解决了因为杨善升官的原因而引发的政事堂诸位大臣的不满，朱祁钰就瓦剌和谈后的处置事件继续吩咐道：“六个新建坊市的问题，以及和瓦剌脱脱不花以及也先的和谈条款，诸位要多多费心，尽快催促他们先行交付第一批的该给物品。坊市也要尽快选址建造，争取来年入春后就能正式开启使用，为我大明创収。
“是，臣等定会督促瓦剌方面尽快交割首批的物资等协议条款所提之物。”于谦等回答道；
说到和瓦剌互市贸易，朱祁钰不由得想起了后世看到的一片文章，虽然不知道其真实性，但是也多少有些道理，
大体上是讲在对外贸易上，明朝绝对算得上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朝代。
中华大地从唐朝以来，对外贸易就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特别到了宋代，经济空前发达，朝廷更是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关税和专卖制度，将朝廷的收益最大化。
然而到了明朝，可能是由于见识和学识的问题，又或者是当时被元朝破环的贸易环境问题。加上沿海骚乱不断，朝廷最终选择闭关锁国这一条在后世看来极为自损的办法。
在宋朝，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，都对海外船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。在沿海各省，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到来，地方官员立刻蠢蠢欲动，他们向上级申请开支，再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、船员参加政府组织的聚餐，表示欢迎。
为了欢迎海外商人，政府甚至出台了法规，保护那些出事的外国船只。在中央政府层面上，皇帝甚至亲自下发空白诏书，让他的使者们带着诏书到南海诸国，根据情况填写，招揽生意到中国来。
当然，在一片重商的氛围下，政府有着不小的财政利益。
在宋朝，海外关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一。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，宋代还实行官卖制度，许多海外商品不允许民间买卖，只能由政府收购。由于价格较为合理，形成了政府与外商双赢的局面。
专卖之外的其余物品，则由外商和民间商人进行自由交易。
到了宋朝后期，随着政府敛财倾向的加强，为了便于管理，将外贸向广州、泉州等几个重要港口集中，并禁止其他地区接待外国商船。
这种倾向的出现为当时朝廷国家的海外贸易投下了一丝阴影。但在宋元二朝，由于皇帝仍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。虽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，但在精神上却仍然是鼓励贸易的，当地方官员并没有对外贸设置过多关卡。
到了明朝，事情却发生了逆转。
由于明太祖强调农业，轻视商业，明代各个边境的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，反而限制贸易。他们认为，海外诸国与中国的贸易不是互利行为，而是皇帝的一种恩赐。所以明朝初期既不对海外船只征税，也不准海外船只自由贸易。
当时的皇帝认为，外国人远渡重洋到中国来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国的德化，前来朝贡的。他们把所有海外的商团都当做外交使团，而不是做生意的商人。
如果一个外国商人想来大明做生意，他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外交使者，才会被获准将货物输入明朝。输入明朝后，还不能自由买卖，只能统一交给政府，算作贡品押往北京。而皇帝则会赏赐给这个“使者”大量的钱财，这些钱财远远超过货物的价值。
私下的对外贸易是完全禁止的。
这使得官方垄断了对外贸易，成为现代贸易垄断的一个先例。
除了东南沿海之外，在西北地区面向中亚内陆，一套类似的规则也建立了起来。
从西域来的商人带着货物到达边境后，必须在嘉峪关外等待。当一位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