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这种对外贸易方式的建立，让外贸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不再赚钱，还成了一种巨大的财政负担。
由于赏赐价值总是超过货物本身，“买卖”做得越多，中央政府赔钱就赔得越多。不仅仅是商品价值问题，当商人跟随使节进入内地后，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是各地的官府负责，照顾这些使节（商人）团也需要耗费大量的地方经费。
在这种制度下，海外不管是国王还是商人都很喜欢到大明来朝贡。许多国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来牟利。
其中最会利用朝贡漏洞的是倭国人。
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，能够拿出来朝贡的只有工艺品、木材、刀具等少量物品。而明朝王公贵族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，对倭国人的贡品不感兴趣。
不过倭国人又是一个特别需要海外贸易并且很擅长贸易的国家，在制度漏洞的刺激下，倭国商人冒充的贡团络绎不绝，并且大量夹带走私物品，贡品的价格也屡屡被虚报，希望获得高额的赏赐。
明朝政府发现倭国人的猫腻之后，一方面对倭国的贡品大幅度压价，有时只给到倭国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，同时规定倭国人不得频繁地进贡，每十年进贡一次，每次只允许两艘船，两百人。
由于进贡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倭国人随即对大明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，大明就此进入了倭寇之乱频发的时期。倭寇问题进一步刺激了中央政府，皇帝下达禁海令，禁止人民出海贸易，并正式断绝了除进贡之外的其他所有贸易形式。
而大明这种外贸形势最终引发了不可估量的后果。
也先因为这种外贸形势，以及当朝大太监王振不满也先对他的供给降低，直接扣留了也先的财货和人，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役。
可以说，1449年发生了大明和瓦剌的战争，除了王振之外，外贸制度也有着很大的促成原因。
所以，对于互市的关税问题，朱祁钰也想听听于谦他们这些当权大佬们的意见。
对于朱祁钰提到的这个问题，众人都不是太懂。
其实也不怪他们，大环境如此。
外贸就是朝贡贸易，直到永乐元年，恢复了泉州，宁波和广州三市舶提举司；并分别设置来远驿、安远驿、怀远驿站，专以款待外国贡使及其随从人员。
同时，又派内臣提督，大大加强了对朝贡贸易的管理；其次表现在朝贡贸易制度的完善上。比如实行“博买”制度，外国贡献的物品由政府出卖，“贫民承令博买”交税后转售民间。另外还有“牙行”制度，牙行是为买卖双方说合，抽取佣金的商行。作为买卖的中介，评定货价，维持秩序，主持公正。
这些制度的产生，填补了朝贡贸易下商品流通的环节，使朝贡贸易制度日臻完善。由于朱棣采取了这些招徕的措施，从而使朝贡贸易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。
但是外贸税收什么的根本就没有。
从而导致了朝中大臣对这个外贸税是神马都不知道。
而对于和外国人的贸易，除了朝贡就是走私，更谈不上收税了。
对于朱祁钰提的外贸税收的问题，可是让一群大佬坐蜡了。
朱祁钰忍不住摇头叹息，这样下去，问题积深，愈发难改啊！而白白的让无数税收从眼前流过，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和国家蛀虫，更便宜了那些前来大明的外国使臣商人。
朱祁钰可不愿意眼睁睁的看着无数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流失。
他道：“朕看宋史，商业发达超越历代，宋朝对外贸易往来频繁，对于和外国人做的生意，税收也是一项庞大的财政收入，我大明也该效仿之。也不一下子全国实施，而是就以六个坊市为先，设置专门的税收衙门试点，之后再推行全国。外贸关税就以宋时的十税一暂定为外贸关税收取。”
对于互贸坊市设置关税，众人倒是不反对，如今关于国家财政的一些问题，在场的都是肱股之臣，自然看的明白，但是对于一下子设置这么高的关税还是有些吃惊的，毕竟国内的商税才三十税一。有些地方甚至官府都不收商税，打着衙门幌子收税的都进入了自己的腰包。
“如今我大明的商税实在是太低了。”
朱祁钰直接反对：“太祖时，大明刚刚建国，百废待兴，商业经过元朝统治期间大肆被破坏，为了能够让商业尽快好转，太祖才将商税定的如此之低。这是如今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就没有人开口提一提，改一改。不然，单是商税的收入就足以比现如今的一年的财政税收再高上半成，甚至更高！”
“商税极低，农税极高，这根本就不合理，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。有关税务的问题，日后一定要改，还要大改。而在这之前，从户部和地方衙门手中将税收的权利拿出来，单独成立一个独立收税部门，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很多问题。”
朱祁钰的每一句话都让以于谦为首的政事堂辅政大臣们心惊肉跳，胆战心惊。
于谦很认同朱祁钰提到的有关税收问题：“税务问题的确已经日益严峻，朝廷也到了强制干涉和改变的时刻了。不过臣的意思还是暂缓，单独的税收衙门可以先筹备，有关律法也可以先拟定起来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或是寻到一个锲机，再开始动手不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