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这起事变，通常留下的印象是关东军强行推动陆军中枢实施的军事行动，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以陆军一夕会主要派别为依托，即在石原、板垣为首的关东军和永田、冈村等为首的陆军中枢机关中坚幕僚群体互相合作的结果——实质上是中层推动上层的行为。
李顿代表团来满洲调查一度被中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，但我要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西方国家会为了中国和日本开战么？会为了中国而与日本恶化关系么？di guo zhu yi时代的鲜明特征就是弱肉强食，自己不奋发图强指望其他人怎么可能？当然中国人不是笨，只是上当吃亏的次数还不多，后来就醒悟了。
李顿调查团的内容很详细，现在都可以查到报告书原文，具体内容我不多说，只说结论：调查团认为满洲不是日本领土，是中国领土，但满洲事变的解决，主张既不应该维持“满洲国”，也不应恢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状态，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撤出武装力量，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，变成特大号的上海公共租界。
对这样的结论，中国方面不免感到失望，帝国政府尤其是军部更是愤怒，结果后来大家都看到了，日本退出国联表示抗议，整件事不了了之，没有国家会为这件事而制裁日本，当然帝国政府遭遇的外交孤立是不可避免的，在欧美列强操纵下，满洲国虽然存在，但一直没有得到承认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到昭和7年{1932}5月，终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第二次军事政变——五一五事件，海军军官三上卓、古贺清志等11人{含部分陆军士官候补生}袭击首相官邸、警视厅、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、三菱银行、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围变电所。首相犬养毅被杀。由于政变规模小，缺乏建立z quan的具体计划，未达目的，政变者自首。
犬养毅才刚刚上台、跟军方关系也不错，本来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，但他不仅赞成继续缩减军备，又长久以来与中国人有友善往来，加上反对满州国，与军方立场及财团{急欲开发满州的}利益相违背，因此成了牺牲者。
五一五事件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国内经济情况持续恶化，再加上部分政治上的考量才产生问题。
有人会问，不是满洲国刚刚成立了么？不是政府拿到大笔收入了么？这些财产去哪里了？
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表面上来看，满洲事变帝国z quan占了不小的便宜，但实际上成本远不是我们考虑的这么少：其一，事变以前，帝国商品在中国内陆是比较畅销的，虽然有抵制日货的行为，但大体上还可以卖的出激奋，这块市场便被欧美侵蚀了；其二，从满洲获得的硬通货没有能转化为国内的财力，而是在满洲消耗掉了，比如，张部将领马占山通电就任黑龙江省省主席和军事总指挥职务，与关东军对垒，战况十分激烈，迫使我军出动将近2万余人，损失逾千【译者注：江桥抗战】，又比如冯占海、李杜等人的义勇军，同样牵制了大量兵力并耗费军费……然后还有大量的治安整肃、社会秩序维持和各方面的修缮也都需要大量财产，使得满洲事变中获取的最容易变现的财产没能在经济上见效，反而予以了消耗；其三，满洲事变后美国对日本的敌视，史汀生主义的出笼对两国经贸关系影响很大，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制裁，但暗地里的小动作不小，这都牵制了帝国的经济状况。
这就使得激进派认为政客们不行，迫切想要“改造国家”，但他们又没有纲领，只能乱来。
这11人遭到以军法起诉，但在审判前，由于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激进派，所以社会公众大体抱有同情态度，再加上经济不断下滑，这种愤懑之情只能针对政府而不可能针对这些军人，所以很快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，请求法庭从宽发落。在审判过程中，激进派军人们表示自己愿望赤诚，对tian 忠心耿耿，希望改造国家，刷新政治，激起了大众更多的同情心。除请愿书之外，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，是由11位新潟县年轻人寄来的。他们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，并同时附上11根手指表示他们的决心。
这种压力使得fa yuan根本没法判，最后果然“从宽发落”，这批军人很快得到了释放，但这样一来，政党内阁就彻底站不住脚了，同年5月26日，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，实际上宣告了政党内阁时代结束，军人内阁时代即将开启的历史。
但军队内部此时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同样也有派系和理念纠葛，最突出的就是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。前面谈到的桥本政变，其实是皇道派试图获取z quan的预演，但并未能够成功。
但这种镇压不但没能消弭两派的政见不和，反而更加剧了冲突，双方开始全面较量，我在参谋本部看得非常清楚，昭和9年{1934}以后，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，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。就我本人而言，大体算是统制派的wai wei成员，这个标签不是我自己贴的，是因为我的长官——中村少将连带给我的。
统制派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当年1月皇道派头目荒木贞夫辞职，由林铣十郎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