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如此，朱由校对于派出的宦官也是相当慎重，多方考察后才最终选定的。
方正化、李凤翔、褚宪章等，虽不是完人，但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官，还是强得不少。
况且，用人可能看岔了眼，可监督却能亡羊补牢。这些督采矿监，不仅权力大为降低，督察院和地方官府也可劾其不法残苛。
方正化双手接过文件，跪在地上展开读阅。这是皇爷的告诫，也交代了他工作的要点。还给他分派了工部的人员，在采矿技术上进行指导。
“奴婢此行定当尽心竭力，以报主恩。”方正化叩首下去。
朱由校点零头，道：“有何难事，若不能决断，可奏与朕知。嗯，若无他奏，你可退下！”
“万岁保重龙体，奴婢这便去了。”方正化叩头拜别，躬身退出殿外。
不管朕如何精心挑选，总会有人骂朕，就象对万历爷爷派矿监一样。宦官、阉人，重用他们的皇帝都是昏君。
可现在，朱由校已经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怎么。昏君也罢，明君也好，一闭眼，谁还在乎？
关键是自己想着长命百岁，七八十也能接受。可这下不太平，怎么能安生地活那么久呢？
责任感也是有的，不忍见明末那般地狱似的场景，更不想建奴窃据中原。
可归根到底，朱由校觉得自己这皇帝当得稳，老百姓也能免于战乱之苦，冰河期也不至于让中华陆沉。
其实，这个思路也没错。如果朱由校作为穿越者，都做不好皇帝，活得不长远，那换了谁来，也不会比他更厉害。
就招远的金矿，政策得当，开采起来没个不赚钱。可产量既低，又不能巩固发展，除了文官集团的掣肘，就是大明的腐朽最为关键。
朱由校一直在兴利除弊，一直在清洗整肃，为的就是这个目的。而且，这将是个长期并持之以恒的政策。
几百年的封建王朝，腐朽是必然的。要么革命，推倒重来，也就是改朝换代；要么改革，拔乱反正，重新振作，也可称之为“中兴”。
朱由校是皇帝，自然毫不犹豫地排除第一项。这样就简单了，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不用想得太多，犹豫迟疑了，干就是了。
方正化退下，皇帝又思索了片刻，伸手取过奏疏，翻阅起来。
要让皇帝看得舒服，言语即便稍有不当，也不会追究问罪；若是晦涩难懂，长篇大论，皇帝看得头大，纵是真理，也不会得到赞赏。
现在的臣子们都知道了皇帝的脾气禀性，哪怕是最倔的臣僚，也明智地在文中加了标点，或是用空格断句。
特别是皇帝特赐上书权的商会，写得就更加浅显明白，让皇帝不必费心劳神。
比如这封江南商会唐默的上书，就让朱由校又看到了工商发展的促进剂，那就是长江航运。
到长江航运，先要讲讲在明朝出现的商帮。
同样是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封建王朝，往往用宋朝和明朝作比较。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，宋朝是最重商业的，明朝则要大大逊色。
但以宋代经济之发达，却并没有出现商帮。在明代，商帮反而不断涌现。晋商、徽商、浙商等商帮，兴起的时间都在明朝。
究其原因，首先是宋朝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，因为军队不强，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大，弱宋难以形成战略压制，边境的战乱始终不断。
症结很简单，便是幽云十六州始终不能为宋朝所控制，这是大宋在安全上的最大的缺陷。
其次的原因，也和持续不断的战争有关。弱宋为了求得国家无战少战，多有给其他周边国家岁币纳贡的习惯。
这些岁币从何而来，自然是国内的百姓，包括商人在内。从数据上可以看出，宋朝的商税比明朝高了很多，是盘剥也不为过。
再加上宋朝出了名的冗费、冗官、冗兵，政府财政支出十分巨大，又不抑土地兼并，就只能多方搜刮，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。
反观明朝，商税“俱三十税一，不得多收”，对于商人来，简直是微不足道。重农抑商，农民负担重，商人减税负，明朝的这个做法，倒真是令人目瞪口呆。
而继承了宋朝留下的科技成果，明朝在此基础上，又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这无疑加速了社会生产效率，民间手工业更是得到了高速发展。
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为例，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张；
南京、临清等城拾周围逾三十里，而一城之中，无论南北财货，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”。
仅南京一地的陶瓷厂，每年就能生产制造百万件瓷器。
综合以上原因，也正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。
正是由于以上原因，才是商会得以在明朝出现的重要原因。那个时候不叫商会，叫商帮，或叫商会帮，通常按籍贯进行划分。
比如徽州商帮、晋陕商帮、福建商帮、江西商帮、长江水帮等等。这些商帮以“会馆”为联系场所，互相支持，越做越大。
其中长江水帮，因为长江这一横贯我国东西的水运大动脉，因为“黄金水道”而兴，实力也是甚强。
从时间上看，长江水帮真正崛起还是在正德年间。因为汉口被定为漕粮交兑口岸，后又诏准衡、永、荆、岳及长沙等地的漕粮全在汉kǒu_jiāo兑，汉口由此而成为湖广漕粮储存、转阅中心。
拥有水运之便的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