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润年今年有65岁了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退化，毛病也渐渐多了起来。要想保持健康的体魄，除加强锻炼身体外还需要戒除不良嗜好。抽了一辈子烟，说戒就戒了，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。
陆一伟关心地道：“那您要多保重身体，别太劳累了。”
蔡润年眼眶红润，点点头道：“谢谢你还记得我。”
陆一伟心里说不出的滋味，环顾一周道：“景伟哥出去了吗？”
景伟是蔡润年的儿子，早年间就出国了，陆一伟只见过一面。据说，父子关系并不融洽。蔡润年叹了口气道：“他今年没有回来。”
“哦。”陆一伟意识到触及到蔡润年的痛处了，看到桌子上放着两本书，一本是《中国人的性格》，一本是《国富论》，连忙转移话题道：“蔡教授，您近来在研究经济学专著？”
蔡润年瞟了一眼道：“是啊，闲来无事，随便看看。”
这两本书陆一伟都听说过，但从来没看过。一本是美国传教士亚当斯密斯在十九世纪中国传教时，用脸谱化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中国人的性格，对时下的国人描写得入木三分，其中最经典的一句话是：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智慧，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。
而《国富论》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所著，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理论，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，这一核心思想给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。这本书出版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，而我们国家正处于康乾盛世。
陆一伟拿起来翻了翻，道：“蔡教授，我很久没听您上课了，现在想想当初挺怀念的。”
蔡润年感慨地道：“是啊，我记得你们这个班就数你问题最多，而且观点都那么新颖，搞得我都稀里糊涂。我教过的学生千千万，你虽然不是最有出息的一个，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。”
听到如此高的评价，陆一伟连忙感激道：“蔡教授，您过誉了，其实我的天分并不高。好多东西都是到了大学里跟您学的。时至今日，您教我做人的道理依然铭记于心，不敢遗忘。”
“唉！”蔡润年唉声叹气道：“一伟啊，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。我当初就说过，你适合搞学术专研，可你不听我的，非要回家，非常遗憾啊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你能明白吗？”
“嗯。”陆一伟点了点头。
“不，你不明白！”蔡润年突然激动地道：“善良正直的人根本不适合官场，我可以毫不顾忌讲，如果没有人帮衬你扶持你，你断然走不到今天。官场之险恶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，而是千百年来封建的残余力量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假如的靠山有一天倒塌了，你会何去何从？”
陆一伟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，道：“蔡教授，其实我不赞同你的观点，官场上的媾和之人终究见不得阳光，邪不压正就是这个道理。不可否认我走今天借助了旁人力量，但我要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即便放到任何岗位都不见得出彩，不是吗？”
蔡润年拍了拍胸口，道：“一伟，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。悔不该当初，我误入政界，自以为凭借学识可以为省里提供智力支持，但最后的结果呢，还不是败在势力之下？他章秉同懂什么经济，工业是基础，城建是面子，没有经济如何搞城市建设？难道面子比里子更重要吗？”
黄继阳在任时提出的搞企业改制，蔡润年有很大功劳。他的思路并没错，而且紧扣中央发展战略，但举国上下都在大搞城市建设，加快城镇化步子，他的观点显然不讨巧。在政绩当道的今天，能在一块空地上自由发挥，还是下大力气维修破旧淘汰的旧拖拉机？估计谁都不会选择后者。
两年可以盖起一栋高楼大厦，主政者可以自豪地指着，看，这是我的政绩。而两年不见得能把一个企业彻底改制。即便改制，产生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，甚至越改越糟，依然靠政府输血艰难度日。“土地经济”尽管是泡沫经济，但历任执政者似乎都不约而同默认这一见效快的产业项目。
蔡润年显然对章秉同有些不满，但如此明目张胆直呼其名批评省领导，可见心里有多气。陆一伟不能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聊，万一隔墙有耳，谁知道会不会被其他人听到呢。从口袋里掏出红包放到桌子上起身道：“蔡教授，您多加注意身体，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。”
“这这这……你太客气了。”蔡润年跟着起身道：“中午在我这里吃饭，我和你好好喝一杯。”
陆一伟委婉拒绝道：“我中午还有客人，等改天有时间了，一定过来陪你。”
临走时，蔡润年突然道：“一伟，你恨我吗？”
陆一伟蹙眉问道：“蔡教授，何来恨之由？”
“上次你岳父的事……”
陆一伟淡然一笑道：“都过去的事了，没必要再提了，再说您又没做错什么。”
从蔡润年家里出来，陆一伟心里总觉得别扭，不知是自己变了，还是蔡润年变了，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。以前和他坐下来聊不完的话题，而如今还没聊几句都已经无话可聊了。
大年初七，正式上班。
按照惯例，省市领导到所包片区进行春节慰问。高新区原本是市委书记直接包片，但今年林海峰并没有来，取代他的是市长白宗峰。
慰问原本是流水形式，蜻蜓点水转一圈就回去了。然而，白宗峰先转了其他地方，最